陶器，是人类自“新石器革命”之后最常用的制品，而在文字出现之前，陶器（及其碎片）是历史的诉说者，是可贵的考古资料。

　　嗯，但是说实话，以前根本没有人思考过陶器的价值，是的，根本没有腾博会官网入口，直到威廉·弗林德斯·皮特里爵士（Sir William Flinders Ptries）把目光瞄准了它们。

　　威廉·弗林德斯·皮特里爵士（1853-1942），出生于英国的查尔顿（Chalton），他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埃及学家之一，也是我们古埃及之旅中必须认识的伟人。

　　每一个学科都有可以被称为“泰斗”或“先驱”的人物。而在埃及学界，除了我们都知道的那位商博良之外，另一位最当之无愧的泰斗就是皮特里了。

　　皮特里被称为“科学考古学之父”，他花了生命中的大部分时间在埃及发掘，除了作出多项重大发现之外，他还使很多考古技术取得了改良。

　　下图这张照片拍摄于皮特里（中间车窗中的那个人）83岁高龄之时，当时他仍相当有活力，开着这辆绿色的旧巴士，和他的妻子（右边站在车门上带帽子的女士）以及同僚们驰骋于巴勒斯坦。

　　皮特里的父母都是虔诚的基督教徒，他没有正式上过学，自小在家里接受教育。他的父亲教会了他高超的勘探技术，可以说为他日后踏足考古学提供了第一块基石。

　　8岁的时候，皮特里已经能说法语、拉丁语甚至希腊语；在他还是个少年的时候，他就已经跟随父亲考察过英国的好几个史前遗址（包括有名的巨石阵），并且就一些考古问题提出自己的观点了。

　　仿佛诸神早已命中注定一般，皮特里的父亲是皮亚兹·史密夫（Piazzi Smyth，1819-1900）的好友。

　　而这位史密夫先生可不一般，他是苏格兰皇家天文台的天文学家，并且也是个埃及痴（在那个年代的英国学术圈，粉埃及的人还真不少），他认为吉萨的大金字塔必定有着天文学意义。

　　皮特里的父亲在1880年前往埃及，为的就是帮史密夫先生测量大金字塔。皮特里就这样第一次踏上了法老的国度。

　　查尔斯·皮亚兹·史密夫（Charles Piazzi Smith），一位精进的天文学家。他对于大金字塔非常着迷并且提出了颇多的理论。虽然这些理论（目前看来）只能被划分为“伪科学”或者“想太多了”的类别，但是他对于金字塔的天文意图的直觉是正确的。

　　皮特里初到埃及时，加斯顿·马伯乐（Gaston Maspero，当时的埃及古迹部负责人）正着手规范考古发掘的秩序，打击之前常见的文物盗卖。

　　至于皮特里本人，他没把马伯乐放在眼里（英国与法国的学者在埃及考古这件事上长期互相看不起……），但是他也很痛恨那些把出土文物拿去贩卖的人。

　　皮特里的嘴巴很会骂人，他目中无人的作风反而使他雇佣的劳工们都很佩服他，心甘情愿地为他工作（霸道总裁？）。

　　他的第一趟埃及之旅于1880年结束，他带着大金字塔的测量数据回到英国供史密斯先生使用。

　　悲剧的是，皮特里的数据非常精确（直到今天仍然被使用），最终证实了史密斯的理论是错的。噗……

　　皮特里在测量和勘探方面的成功，引起了阿美丽亚·爱德华（Amelia Edwards）的注意。她为他申请了每月250英镑的赞助，全力支持这个年轻人回到埃及。

　　1884年，皮特里作为一个新晋的考古学家，重返尼罗河岸并正式开始了他的考古生涯。

　　阿美利亚·安·贝兰福·爱德华（Amelia Ann Blanford Edwards，1831-1892）,她是记者、作家、旅行达人兼埃及学家。她创办了埃及发掘基金（Egypt Exploration Fund），资助了大批学者前往埃及进行考古研究，推动了埃及学的进步。

　　皮特里的霸道作风依然未变。他毫不留情地抨击同行、古迹部、马伯乐、大英博物馆、法国佬，还有很多埃及人。他心急如焚，看着这些愚蠢的“学者”用不正确的方法来对待珍贵的古物。

　　在当时，很多同行不喜欢这个英国新丁；但他们不能理解的是，他已经站在了新的起点上，而其他人都落后了。

　　他旅行于整个埃及，从三角洲到努比亚，找到了数不清的的古物——骨头、石块、篮子、陶器等等——他好像是一条能卷起泥土的神龙。在那个年代，这些不起眼的东西受到了学者们的冷落（他们更喜欢那些做工精良的、用料上乘的古物），唯独皮特里把目光投向它们，一点一点地，拼出了完整的故事。

　　皮特里曾经地在金字塔的甬道内工作，“就像那些只带着眼镜的日本老木匠”；他想也不想就会穿越10或20英里的沙漠，去为他的劳工们领取月薪；在一次于巴勒斯坦发掘期间，他和他的助手竟然靠一个脏呼呼的井来取水喝，“那些水的颜色和豌豆汤差不多”。

　　皮特里的下属承受着巨大的工作压力——除了猛烈的太阳、干燥的空气和恶劣的考古环境，最让他们受不了的是他的饮食习惯。据说他把各种各样的罐头放在古墓中，开罐刀就插在石板上，饿了就随便开一些来吃，然后把所有没吃完的东西留到下一顿。他有两个学生就是在食物中毒期间相互照顾并堕入爱河的。

　　皮特里对史前埃及史的构建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没有任何学者编好的年表、也没有确切的遗址可以参考。

　　在那时，埃及已经确认的史前遗址寥寥可数——事实上就连埃及学本身，也才刚刚脱离了无法无天的状态，开始向着真正的科学蜕变。

　　与此同时在别的近东地区，史前遗迹已经颇有知名度：两河流域就是最好的例子，巴比伦王国曾在那里绽放。

　　在那里，肥沃的平原上举目可见一个接一个的“土墩”（tell），它们曾经都是城镇，最初的居民点建在平地上，后人又把新的房屋建在它们之上，许多个世代过去后，城镇的地面越来越高，脚下是祖先的遗骸。这些土墩就像蛋糕，发掘的时候，考古学家能方便地根据层次来推断年代——越往上的层次越晚近，越靠下的则越古老。

　　大致排列出了顺序后，考古学家可以得出一张“浮动”的年表，各个阶段都已经排好了先后，只是缺乏确切的定年。然后，他们可以用字母或者罗马数字来组建这个土墩的历史。比如，一个名叫“泰尔·阿斯马”（Tell Asmar）的土墩，由上往下数的第三层就是“阿斯马III”或者“阿斯马C”，如此类推。

　　为了让这张年表的时间更加确定，考古学家需要找到至少一个可以定年的东西，诸如一段写着日期的铭文，或一个能与之相互印证的证据（比如，某个已知存在于公元前n年的城镇刚好与阿斯马III有书信来往，那么顺理成章地，阿斯马III的年代就确定在“约公元前n年”）。

　　挖开这个土墩腾博会官网入口， 就能看的里面一层一层的房屋遗迹，根据它们来推定文化先后次序。

　　皮特里没有这种土墩，也没有可以查找的书籍。作为一个开路先锋，他唯有靠自己。

　　他能找到的是墓穴，几百个挖在史前遗迹地面的洞穴。与其说它们是墓，不如说是些坑。坑内有各种各样的物品，但最常见的的是：骨头和陶器。皮特里问自己，能否依靠这些东西重组出一张埃及的史前年表？为了解答这个问题，他使出了全力去寻找答案，最后，他真的找到了。

　　皮特里非常注重把自己的考古发现编撰成书，因此他也是一位优秀的教育者，在晚年他被推荐成为了埃及学教授，他的学生中，很多都成为了英国考古学界的中流砥柱。

　　骨头看起来都差不多，所以皮特里把精力集中在陶器上。陶器的数量很多——更重要的是，它们的类型也很丰富。陶器代表了人类的审美标准；它们总是随着不同地区、不同时期的文化的眼光在变化。

　　说干就干。皮特里当起了统计学家，他为来自七百多个墓穴内的陶器写了索引，以标出它们的特点。索引以竖列排好，每个墓穴有专属的一列，然后这许许多多列再合并成庞大的表格。

　　通过这样，他很快就发现埃及的史前陶器大致可以分成几类——“红色光滑的”（red-polised）、“黑顶的”（blacktopped）、“表面粗糙的”（rough），等等。

　　列出了这些之后，皮特里选了一种被他命名为“波浪形把手”（wavy-handleed，显而易见，这种陶器的手柄是波浪形的）的类型入手。

　　这种陶器有着外邦渊源，我们可以在巴勒斯坦找到它们的祖先——但是，“波浪形把手”陶器是在埃及发展成熟的。制陶师在还没烘干的黏土把手上，用手指按压，就做成了这种波浪形，也许，发明出这种把手的初衷是为了防滑。

　　皮特里发现，这个类型的陶器一开始是接近球形的，附有很显著的把手。后来它们演变成了下图中这种修长的形状，把手也变小了。到了最后阶段，它们演变成了圆筒形，把手彻底消失，变成了附着在瓶身上半部的波浪形花纹。这是史前埃及陶器的部件（把手）从有实用意义的实体转变成没有实用意义的装饰图案的极好例子，而且皮特里发现相似的演变也发生在其他几个类型中。

　　是的……这张图片是来自佳士得官网一个待价而沽的前埃及陶器，市值1800英镑……喜欢的去把它买下来吧。

　　通过详细罗列这些特征，皮特里提出了假设：在漫长的岁月中，一种陶器的特征会从“实用的”逐渐退化成纯粹的装饰。他手头的所有陶罐都支持了这种假设。

　　它们最初是用来盛放油膏的，在油膏上会铺上薄薄的一层黏土；后来，油膏被香土所代替；最后面的一批罐子里面，就只放着黏土了。

　　这还暗示出了埃及人思想的变化——亡灵越来越精明，与其把珍贵的油膏带入坟墓，不如“装假狗”（广东话，大概是假装、伪装的意思），把真正的油膏留给活人，反正，诸神的魔法自然会把假的变成真的。

　　史前埃及人的这个思维特点其实也得到了法老时期墓葬的印证：古王国时期，许多高官都在墓壁上留下各种美食的模样，这样，他们就无需带着太多的东西上路了——在冥界之途上，这些墙壁上的美食会变成真的。

　　下图是几个埃及史前时期常见的陶器，右边三个上部是黑色的，就是著名的“黑顶”类型——这种类型的最后期阶段已经非常接近上下埃及统一之时。

　　把这类陶器的各个演变阶段理清后，皮特里开始为它们定年。现在他可以把“波浪形把手”和另一种共同出土的类型做比较了。

　　在一些墓穴里，同时出土了“波浪形把手”和“L”（即“晚期”）两种，由于在第1王朝（1st Dynasty）的陵墓中也发现了“L”型陶器，他就可以比较有把握地推定，这个类型出现在史前时代的尾声；以此类推，和这个类型一起出现的“波浪形把手”，其年代也应和“L”相近。

　　由于每个墓穴中至少包含了两个类别，皮特里用相同的方法进行推理，最终一共为埃及史前陶器划分出了9个阶段。

　　如果某个墓穴里面的陶器只有一个阶段，对皮特里而言它没有什么研究价值，他会把这个墓穴放弃。

　　下图中是皮特里划分的陶器类型，从上到下：“黑顶”，“红色抛光”，“奇形怪状”，“交叉线条”。

　　皮特里划分的更多陶器类型，下图中从上到下：“黑色有雕刻”，“波浪形把手”，“带装饰”，“表面粗糙”和“晚期”。

　　皮特里也研究了那些带有装饰性花纹或图案的类型，而定年工作于此并驾齐驱地进行着。

　　他发明了一种有条不紊的纠错法，例如，让我们假设“波浪形把手”的副类型9-12是与“红色光滑”的副类型1-2同期的；然后，“红色光滑”的副类型4-6却与更早期的“波浪形把手”不是同期的，这就暗示我们队其中一个类型的排序出了错，又或者两个类型都弄错了。

　　皮特里躲在他的办公室里，就用这样的方法为那9个陶器阶段和那700多个墓穴逐一查错，而且——他可没有电脑，更别说Excel了！他不知疲倦地干着这一切，在当时，学术界完全没关注他。

　　他为9个阶段的陶器细分出各自的副类型，再把数字抄到他的索引表格上；有多少个墓穴，他就写了多少张索引表！！！！

　　把陶器转化成了数字资料后，他就不用总往埃及跑了，而可以翻阅笔记和表格来做研究；试想像这样的画面：皮特里先生趴在一张大桌子上，上面铺满了他的700多张索引表，吃着他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的午餐；发现其中几张表有关联之后，他兴奋地把它们抽出来放在一边，然后又再埋头苦干……

　　终于，所有的这些陶器啊，类型啊，索引啊，都被皮特里汇编成了一张持续的、合情合理的顺序表。每个类型可以顺着年代查找；在新的类型出现之前，前一个类型发展到了尾声，并慢慢地消亡。新旧陶器类型总会出现局部的时间重叠，类型与类型总是紧紧地首尾相接。

　　皮特里还把墓穴也编了号，他使用了从30-80的数字，并且很明智地没有从0开始——以便日后的考古学家找到更古老的墓穴后，能把编号插到前面去。

　　在当时，为史前文物排序和定年的方法是一片空白，皮特里是这个领域的先驱。他把这套方法命名为“次序定年系统”（Sequence Dating System，国内常翻译为“顺序年代法”）——虽然这只是为埃及的史前文化画出了一个框架而没办法把年代全部推断出来，但是这框架好比一张模糊的年表，而且越是把它细化，确切性就越高。

　　下图中是一个“带装饰”的陶器，上面画的应该是羚羊（常见于埃及周边的半沙漠地带）。当陶器上出现了我们可以辨认的动物形象时，文明的曙光也快将照亮尼罗河两岸了。

　　皮特里让陶器开口说话了。在皮特里之前，人们对埃及的史前史是一无所知的，皮特里是研究这个领域的第一人。

　　他发明的“次序定年系统”（即顺序年代法）直到今天仍然在埃及考古领域发挥着作用。

　　而皮特里的贡献还远远不止折腾这些陶器：他发掘了阿玛尔那（Amarna）,阿拜多斯（Abydos）和埃及的诸多遗址，为我们梳理了一堆又一堆的法老埃及文明史；他找到了有名的“以色列石碑”（Isreal Stele）；在我们之后的旅途中，我们还会一次又一次地遇见他，聆听、思考他的线年，因为在埃及学上的杰出贡献，皮特里获授勋为爵士。

　　晚年的他致力于英、美几所大学的埃及学教育，1942年他在耶路撒冷去世。下图中是位于耶路撒冷基督徒墓地里的皮特里墓碑。

　　皮特里留下了丰厚的考古学遗产，包括位于伦敦的皮特里博物馆（隶属伦敦大学）。

　　皮特里博物馆的馆藏以皮特里找到的埃及文物为核心，多达80000余件，里面有木乃伊、雕塑、日常生活用品、不知名的东西，当然还有陶器。这些藏品也是英国埃及学学生的教材。

　　皮特里这个人物实在太厉害了，三天三夜也说不完，因此芹菜就此打住了。也许以下东东你们会有兴趣知道：

　　2. 在皮特里70岁大寿的时候，英国还专门搞了一个“皮特里奖章”，颁给那些在英国考古学界有杰出贡献的人士。奖章共制作了20个，第一个获得者——自然就是皮特里本人。

　　3. 对于埃及文明诞生的原因，以及“谁是埃及王族的起源”，皮特里有着他独到的理论，但是在这里芹菜先卖个关子（又挖坑卖关子，Pepi太后的心在滴血啊。。。）

　　4. 那位找到了小图陵墓的霍华德·卡特（Howard Carter），正是皮特里的学生之一。皮特里教育出了整整一代的英国埃及学家。